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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募基金生存状态调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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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irn.com 发稿日期:20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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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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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来，部分顶尖公募基金经理开始流向私募基金。但是并非所有的基金经理都受同一因素驱动，更多的顶尖公募基金经理仍然坚守在公募基金阵营。率先离开公募基金的顶尖基金经理是博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博时价值增长基金的原基金经理肖华。目前肖华掌舵深国投·尚诚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肖华是境内连续掌管同一基金时间最长的基金经理之一。从2002年10月9日，即博时价值增长基金成立时，肖华就开始担任该基金的基金经理，在离职前，其连续任期已经超过4年，这在目前基金经理频繁流动的趋势中并不多见。
除深圳的肖华外，北京和上海均各有一位顶尖公募基金经理据传言将转投私募。这两位著名基金经理还同时兼任所在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
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不同薪酬模式是促使基金经理流动的主要原因之一。私募基金经理按比例提取所管理资金的投资收益。但是绝大部分公募基金经理的薪酬均和基金投资收益并不相关，他们的年终奖金也只是按照年初基金公司规定的比例提取。
只有少部分基金公司给予基金经理业绩奖金。这方面，基金公司之间仍存在着分歧。很多基金公司担心基金经理为了提升业绩，而忽视风险控制，所以未将基金业绩和基金经理薪酬挂钩。
但是现有公募基金经理薪酬体系的弊端已经显而易见。在公募基金行业发展后，刚刚培养起来的顶尖基金经理流向私募；公募基金经理为提高收入也大搞“老鼠仓”。
一位转向私募的基金经理称，市场中不能都是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作为公募基金的对手而存在。
股市的牛熊也影响着基金经理的职业方向。一位权威人士称，在牛市中，基金经理流向了私募基金。但是市场不好的时候，一些基金经理又会回到公募基金。
公募基金公司的股权激励可能帮助公募基金行业留住人才。2006年6月25日，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其第八章激励约束机制中的第一条规定：“公司应当建立公正、透明的经理层人员、督察长和其他员工绩效评价的标准和程序，并可以根据基金行业的特点建立股权激励等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公司对员工的绩效评价结果应当成为确定其薪酬以及其他激励方式的依据。”
不过，目前基金业内正在讨论的股权激励仅局限于管理层，主要是总经理、副总经理和部门主管，而基金经理依然缺席股权激励。
但是也有很多顶尖基金经理坚守公募基金阵营。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一些基金经理现在已经不再关心薪酬。他们管理公募基金只是在挑战自己，因为公募基金会公布净值，他们想在排名比拼中力压同行。
私募基金前传：由疯狂走向溃败
如果我们以2001年的2245点牛熊分界线来区分新旧私募基金的话，那么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旧私募基金大多作风狠辣，勇于抛头露面，设计骗局不择手段，在市场上一时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并且能不顾整体市场趋势，仅通过纯粹的炒作来获取暴利。当然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些私募基金一旦骗局败露，它们最后的结局都很悲惨。而在5年大熊市中劫后余生的新私募基金，则无疑少了一分剽悍和浮躁，多了一分冷静和理性，它们善于韬光养晦，低调沉稳，更多的是在幕后耕耘，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偶尔露峥嵘，同时紧紧把握宏观经济和政策走向，并大多恪守价值投资的理念。私募基金经理戎健兵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对于任何有野心通过设计骗局来达到暴富的私募基金而言，它们（旧私募基金）都是活生生的前车之鉴，足以吓退许多后来者。至少那些贼心不死的人会吸取它们的经验，即使有心设套也务求做得尽量更隐蔽、细致、圆滑一点，并给自己留更多的退路。
亿安科技：股价“魔鬼轮回”
3.07元、126.31元和3.58元，很难想象这是同一只股票在10多年时间里的不同价值体现，但亿安科技（000008.SZ，前身是深锦兴，现名为*ST宝投）确实完成了这一轮回。早期私募基金往往在一开始导演喜剧、随后变成荒诞的闹剧，最后则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亿安科技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第一庄”，不仅仅在于它是首家被炒至百元以上的股票，更在于它的整个运作流程之娴熟、手法之凶狠实堪称是私募基金中的集大成者。
1999年5月，亿安科技发展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受让法人股正式入主当时的深锦兴，拉开对后者筹码收集的序幕。至1999年底亿安科技流通股股东总数仅为2878户，其中10万股以上的131个户头，持有亿安科技全部流通股的82.91%。高度的筹码密集带来该股在2000年初令人惊愕的上涨，股价直冲126.31元的巅峰。在最辉煌的时候走向毁灭，亿安科技恰如流星划过天际，此后在6年多的漫漫熊途中，该股跌至最低仅3.58元。
《第一财经日报》日前就亿安科技案例采访了一位私募基金主管，他坦陈自己曾深入研究过亿安科技的整个操作流程和期货式手法，“主庄罗成确实称得上是帅才，他指挥的资金在一些重要临界位置的拉升和洗盘大多一气呵成，轻重拿捏得很到位，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被动局面，而且充分利用了投资大众的心理定式为自己服务。公司出公告和股价拉抬之间的节奏把握得非常准确，确实是不可多得的经典案例。我认为许多私募基金后来的操作中借鉴模仿亿安科技期货式炒作手法的屡见不鲜，当然本质上不离一个‘骗’字。”
中科创业：“群体性骗局”
相比于亿安科技的“专于一隅”，中科创业（000048.SZ，原名康达尔，现名为*ST康达）的炒作历程则可谓“全面开花”，前后共涉及6家上市公司，并牵涉到了沈阳飞龙、九洲泰和、通百慧等一大批投资机构。此外具体手法也是“十八般武艺”并用，如联合控股、虚假重组、多头抵押融资、对倒拉抬等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说亿安科技的炒作是在股市中竭力营造“鹤立鸡群”的明星股形象的话，那么中科创业的炒作则旨在把投资者导入一个巨大的迷魂阵而不辨东西南北。但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赤裸裸的欺骗和操纵。庄家吕新建（别名：吕梁）和朱焕良等从1998年起合谋通过1500多个股东账户，控制中科创业股票流通盘55.36%的仓位。采取自买自卖等手法将股价从10元两波拉抬至80多元，骗局败露后股价在2000年末时突然拉出10个跌停，使跟风者损失惨重。中科创业案中虽然是私募基金前台唱大戏，但帮助庄家两个月内筹资54亿元的66家证券和信托投资公司中却绝大多数是国有机构，可谓是“公私联手”的群体性犯罪。
上市公司的倾力配合同样是这起骗局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在公司股价被大规模对倒拉抬的同时，上市公司也在不断发布资产重组等“利好”消息，包括注入西北苜蓿草项目、中子刀项目、“养鸡场里催化电子商务”等等，当然一切美好幻想最终还是烟消云散。
无论是亿安科技案还是中科创业案，私募基金在其中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它们后面是一个庞大的地下“支撑体系”，包括坐庄策划组织者、资金供应者、资金掮客、操盘手、上市公司、“庄托”等组成的高度市场化的组织形式。但无论形式怎样复杂，在骗局和泡沫的背后只有血与火，而投资者最终面对的也只有一地鸡毛。
德隆案：“长庄”背后的原罪
相比于亿安科技案和中科创业案的速战速决、凶狠涨跌的极度投机，新疆德隆案所涉及的“三驾马车”等股票却更多地显露出私募基金绵长的投资风格和温情的一面，也正是这种所谓的“长庄”手法迷惑了许多人的眼睛，也使德隆案一度争议四起。前述私募基金主管更是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不可否认德隆确实有非常超前的投资理念，但可惜的是生不逢时，再加上运作过程中不协调的地方太多。由于摊子实在铺得太大，才引起的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换句话说如果唐万新的德隆资金链不至断裂而能撑到今天，那么遇上股改的大契机，加上整体上市、交叉持股等一系列题材炒作的大好机遇，他的命运就恐怕远远不只是摆脱困境了。我在现在许多基金所谓的价值投资理念上都依稀看到当时德隆的影子，其实核心理念都差不多，就是选好股、坐长庄。”自1992年始、2006年一审宣判的新疆德隆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至今余波未歇。德隆系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一系列资本运作和股权渗透，曾一度控股、参股企业200家左右，其中含5家上市公司；在德隆系控制和关联的金融机构中，有7家券商、3家信托公司、2家租赁公司、4家城商行和2家保险公司。其“金融帝国”既庞大又盘根错节，但却有着与生俱来的脆弱根性。截至2004年10月，德隆系总负债高达570亿元。
德隆系旗下股票运作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操作周期漫长，而且涨幅惊人，基本上几只股票在几年中涨幅都在2000%以上。同时股价能够在很长时间维持微幅波动，虽然操纵迹象显著却没有类似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那样的大起大落、暴涨暴跌。当然在德隆系案发之后，这些股票也无一例外地出现崩盘走势。无论如何，德隆系有两条“原罪”是永远摆脱不了干系的，那就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戎健兵表示，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已有之事，后必再有，“私募基金坐庄无论是长庄还是短庄，就其手法而言，无外乎收集筹码、拉高、洗盘、再拉高、出货等一系列过程，上市公司在此期间的关键位置进行利好或利空配合。但现在随着监管越来越严厉，私募基金坐庄的手法也越来越隐蔽，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分仓工序，现在的名头就比过去要繁多，目的是使监管机构无论如何查不到账户的真实所有人，他却可以自由存取款。而且一些私募基金更倾向于幕后操作，通过双方或多方协议依附于公募基金和上市公司等周围的利益群体，暗中推波助澜，监管机构就是往下查三层关系也轮不到它们。”
“总之，有暴利的地方就必然有罪恶。未来对于私募基金操纵股价的监管难度肯定会越来越大。不过就我所知，越来越多的私募基金还是倾向于价值投资等光明正大的操作手法，这也算是大牛市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吧。”
私募成长史：挥别“恶庄”时代
“以2003年为界，2003年之前国内的私募基金基本上都是‘庄家’的代名词。5年熊市大浪淘沙，经历银广夏事件、亿安科技事件以及德隆坍塌、中科创业崩盘事件后，‘庄家’式操作理念已经土崩瓦解，剩下的私募机构中很多转型讲究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资深投资人士钟挺说，私募机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幕幕“庄家灭亡录”。中央财经大学私募基金调查课题组公布的调查报告认为，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93年～1995年，是我国证券市场私募基金的萌芽阶段；1996年～1998年是私募基金的形成阶段；1999年～2000年是私募基金盲目发展的阶段；2001年后是我国证券市场私募基金逐步规范、调整的阶段。
钟挺曾长期在深圳蛇口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担任负责人，对私募基金的发展历程有一定了解。钟挺称，在私募基金发展的早期阶段，常常是以“投资工作室”的名义出现。这类工作室首先是在营业部的大户室出现，由一些投资比较成功的大户或较有名气的股评人士、研究人员命名设立，面向全营业部的客户募集资金。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一些知名工作室负责人开始在民间金融圈中搭建人脉网络，并组织资金一起开始以“坐庄”方式来买卖股票。
一般而言，进入工作室的资金量门槛并不高，在深圳，一些著名咨询机构下的工作室，只要有50万元就可以达成合作的口头协议。正因为资金量不是太大，一些客户提出了较高的年保本收益率，这一数字目前一般为20%左右。至于工作室的收入，大多数并不直接向客户收取，而是由工作室与客户所进行交易的营业部进行协商，从交易佣金中提取，更大一部分收益则来自于资金管理收益。
由于工作室具有“非法人”性质，私募机构逐渐趋向法人化，一些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相继成立。中央财大调研报告称，这一阶段主要从1997~1998年左右开始，这些投资类公司以“委托代理”的方式操纵着数目颇为庞大的地下私募基金。私募机构的“庄家”时代也正是从公司化阶段开始盛行的。某些投资公司实质就是兼顾财务顾问、重组服务的民营投资公司基金，并往往背靠着一些证券公司，在二级市场呼风唤雨。
从2000年中科创业崩盘，到2001年亿安科技事发，再到2003年德隆系灰飞烟灭，一批批老式“私募性质”的投资机构相继走入历史的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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