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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设金融之都的可行性分析与路径探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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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irn.com 发稿日期:200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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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如何才能成为金融中心
北京市政府在《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中详细阐述了建设金融中心的具体步骤，概括为“一主一副三新四后台”，表示要致力于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强化金融市场建设，建立全方位的政策支持体系，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多样化的金融组织体系，立体化的金融服务体系。这些无疑都是必要和有效的。我们结合国际上金融中心发展的案例提出几点要注意的问题。
（一）必须注意政府介入的尺度
金融业是倚赖于自由市场的资源配置工具，过度的政府介入可能好心办成坏事。在建设初期，需要政府部门亲力亲为，打破行政壁垒，调配优势资源，提供优惠政策。这种行政首长挂帅的积极态度会推动金融体系的建立，但也容易形成主动干预的积习，为求速成强行嫁接、强行做大的冲动。事实上，一个金融中心能够正常运作，最终起作用的不是优惠政策，而是根植于资本运行规律的内在动力，是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的本能。政府在完成“第一次推动”以后，应该迅速调整定位，把精力集中到完善法律制度和建立有效的仲裁机构上来，充当宏观运行中的仲裁者和监管者，而非具体业务的参与者和指挥者。
（二）鼓励创新是建设金融网络的核心
当前金融系统的弱点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对具体金融行为管制过死，缺乏国际通用的金融工具是重要原因之一。伦敦之所以成为欧洲和世界的金融中心，除了有强大的经济后盾外，创新地运用各种金融工具、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是它至今仍保有活力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自由本身不意味着放纵风险，金融系统有其固有的投机性，有时甚至远远超出理性范围，因而监管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建立严格的信托责任和风险预警机制，防止伪造信息投机，及时提示系统风险。1991年7月8日，国商银行(BCGI)伦敦和纽约分行因涉嫌欺诈被英美政府查封，此时香港的BCGI分公司已经处于极高的风险状态，然而香港的银行监察处却漠视这种风险，宣称香港分公司财务状况良好。48小时后，国商银行母公司宣布不为子公司承担责任，香港公司迅即被封查，这使存款者信心受到极大打击，导致大量挤兑，波及万国宝通银行及渣打银行。这是监管部门漠视风险酿成事故的无数例子中的一个。
（三）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把政策固化为制度
为了吸引国际金融巨头进驻，在打造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政府会倾向于给出一系列土地、税收乃至雇员及其家属的福利优惠。这当然是必要的，但过于灵活多变的政策会带来负面效果。金融业本身虽然有不确定性，但其从业人员却需要稳定的工作环境；金融系统固然要求自由，但其依赖的法律和政策之公平却是越坚固越好。政策变化越快，人治的影子就越重，公平就越难保证，从业者的信心也就越不足。最好是把政策固定成制度，把特例上升为常态，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
（四）对本土和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如果两类企业享受的待遇不公平，将影响企业的信心。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东京，外资金融机构一直不能享受本土公司的公平待遇，在日本泡沫破裂后,大量外资逃逸到新加坡和香港，那里外资机构受到完全公平的待遇。
五、网络不能只有一个节点
北京宣称建设金融中心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特别是上海传来了一些质疑的声音。一方面，这是同样在建设金融中心的上海自然的心理反应，也说明北京不论是从经济能量还是政治资源，如果真要和上海争夺金融资源，争当中国金融业的领跑者，都足以让上海感到压力。
中国要不要有多个金融中心？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网络不能只有一个节点。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应该延伸到实体经济的任何角落，为其输送营养。但正如互联网有网关和路由一样，经济网络也需要有节点。这是因为集约金融资源于某个城市会产生规模效应，因而可以更有效率地利用当前资源，比如信息数据库、清算系统、支付工具等。所以，金融系统天然就是节点化的，并且各个节点处于不同层级，国家级的金融中心辐射区域性金融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辐射省级金融城市，依次类推。因而，理想的金融网络不是一个金融中心，而是多个且分级的金融中心。
那么，这些处于各个级别上的多个金融中心会有冲突吗？具体而言，同处在国家一级,又同时声称打造金融中心的上海和北京是否产生冲突？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这种冲突在经济学上并不显著。
第一，上海和北京一样，具有建立金融中心的独特优势：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优质的港口，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长江贸易，开放的氛围，骄傲的金融历史，等等；这一切使得她在不远的将来形成辐射长三角乃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金融中心是天经地义的。然而，上海的辐射作用在短期内是有限的。例如，河北、天津的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太容易从上海得到资本帮助。从现实情况考虑，环渤海区在北京的带领下先行构造自己的金融网络，等到两个区域网络都逐渐成熟，最后融合成统一的全国网络，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业的成熟。
第二，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多个国家级金融中心的出现是自然的。金融资源的集中固然会带来规模效应，但过度集中反而会丧失效率，这源自经济学上的边际效应递减原理。例如太多的金融机构集中在上海或北京会带来地价上涨，运行成本提高，随着半径扩大，金融服务产生的附加费用也会增加。因此，我们预期一个中心城市的辐射能量是有限的，当半径扩展到一定程度时，规模效应带来的效率会被经营成本的增加所抵消。因而，从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各个地理区域都需要一个地区性金融中心的支持，比如长三角需要上海，珠三角需要深港，西南需要重庆，西北需要西安，华北需要北京。
第三，金融中心的多极化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安全。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的金融资源也不宜放在一个城市里。金融数据需要在多个城市备份，金融子系统也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行，这是多节点金融体系的优点。通过这种层次性网络，我们既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以保证金融政策的有效执行，也可以在一个节点发生金融动荡的时候把风险控制在子区域内，保证整个系统不受太大影响。像京沪这样的敏感城市，经济职能保有适度冗余应该是有利于国家金融安全的。
第四，京沪完全可以建设各具特色的金融都市。比如上海有广阔的纵深市场，出口贸易发达，建设服务于地区经济的金融系统水到渠成；而北京可以以其独有的科研优势和人才储备，与天津一道，在创新金融工具、研究金融政策上有所贡献，并试验在经济级差比较大的区域实现金融渗透，为最终建立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提供政策标本。不同的发展模式将使两个城市经验互补，资源共享，显然更有利于经济全局。
第五，金融业是依赖于自由市场的行业，假使京沪之间真的出现某些竞争，我们认为也是有好处的。首先金融业本身并不排斥竞争。金融巨头们能聚集在北京的金融街和上海的浦东，可见他们不怕竞争。既然如此，两个城市之间的金融业就算是真有竞争的成分在，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心。相反，竞争会带来成本下降，投资环境优化，更有利于金融业的繁荣，最终有利于国家经济。竞争也可以促进相关城市在压力下更有效率，更有创新的动力。例如有了北京的压力，上海在金融改革方面或许迈的步子更大，动作更迅速，这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综上，我们看到，所谓“京沪两个金融中心会发生冲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这两个金融城市不但不会冲突，反而更应该是一种合作。金融本身的内在联动性要求这两个经济区域在任何有可能的条件下实现信用资源共享，金融主体互相拆借，互相担保分担风险，这才是金融的本意。只有京沪经济区携起手来以后，才可能和深港联合，渗透西部，最终形成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络。那些动辄先想到矛盾的人，关注的不是金融系统本身，只是“国家金融中心”这块招牌。
事实上，一个国家有多个金融中心并不罕见，美国除纽约外，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等都是有相当规模的金融区域性金融中心，不同的城市也有其各自特色，比如纽约的股票市场，芝加哥的期货市场，波士顿的基金管理市场，等等。上海已经在股票期货市场上成为事实上的金融中心，并着力建造“资本要素市场”，北京或许可以成为机构拆借、基金管理和信贷认证的中心，把重心放到建设“资本服务市场”和“资本导流枢纽”上来。
然而，我们的金融系统和先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至今还不能满足公民的投资需求和企业的融资需求。究竟哪个城市最终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经济首都，现在还不能确定。最终的结果不在于响亮的口号，也不在于红头文件，而在于哪个城市更愿意创新，敢于创新，最终满足了老百姓的金融渴求。
六、国际金融中心之路还很长
我们把视野从国内扩展到全球，探讨一下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我们认为，不论北京还是上海，距离国际金融中心这个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首先，我们用供求关系来分析。中国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商品国际化程度加深，相应对资本国际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中国人希望投资欧美市场，以增加投资渠道，外国人希望投资中国市场，以分享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这时我们碰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相当于两个庞大的水库中间只有一条细管相连，在这种货币体制下，供给和需求都受到限制，事实上和没有供求没太大区别。没有供求，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显然也没有生命力。
第二，我们再看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的产生条件。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大的金融中心把全球时区分成了三段，每个城市背靠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依赖一种强势货币。如果我们要建国际金融中心，显然没有力量和东京争夺亚洲美元，也不可能如新加坡一样靠政府推动离岸交易。我们唯一的优势是大陆的经济增长，最大的可能是建成人民币区的国际金融交易中心。然而，我们又遇到了这个问题：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直接导致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弱势。在一个弱势货币区建立一个依赖这一货币的国际金融中心，其难度可想而知。
第三，我们的法律体系、经济制度、政府行为、会计准则、信用体系，等等；与金融活动息息相关的软件规范和国际通行规则还有差距，虽然这一差距在缩小，但要吸引外来投资者和企业来中国交易，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当然，这不意味着目前在建立国际化金融中心这件事上我们无可作为。事实上，京沪两地编织区域化金融网络的过程就是打破现有体制束缚、构建公平信用平台、创新金融工具、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过程，也是金融系统国际化的过程。如果我们用“国际化金融中心”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建设国内金融网络时有意识地对照国际准则严格要求，将不仅有利于国内金融体系建设，也是为最终建成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打下基础。
最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大趋势，利率和汇率的松动也是发展的必然，法律和规则总有国际化的一天。以中国庞大的经济总量，自由的人民币将变得越来越强势，到那时，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出现将是不可避免的事。至于这个城市是北京还是上海，或两个都是，同样，不取决于口号，也不取决于文件，而取决于哪个城市更和国际准则接轨，更能满足中外企业和投资者的金融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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