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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建东:中国能源结构需要天翻地覆的换代转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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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irn.com 发稿日期:200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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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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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行中国石油基本独立的政策
根据2005年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联合组织的第三次石油资源评价初步结果，目前中国石油资源量为1070多亿吨，其中海洋石油资源量为246亿吨；天然气资源量为54.54万亿立方米，其中海洋为15.79万亿立方米。仅海洋石油一项价值即相当于三万多亿美元、二三十万亿人民币的价值，大约可满足中国近百年的能源需要。因此，它也预示着一种新的变革，即：中国完全有条件从目前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采购进口石油转型为重工主义的加大海陆石油资源的直接开采以解决内需，实行中国石油基本独立的政策。
目前伴随着中国进入重化工阶段的生产方式和房地产的强力消耗，中国经济体系可供选择的核心能源体系模式有：以煤为主；油煤并重；以油气为主接替未来能源的多种体系模式。而选择重煤轻油的政策确实解决了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体系的能源需求和自给率，也已导致了过高污染，过高耗能的环境灾难过高的用煤比重导致了中国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效率偏低，环境承载压力大，生态整合、健康投入、社会管理长期成本置后高昂，收之桑榆，失之东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监测的559个城市中，有349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含二级)标准，占监测城市数的62.4%；有159个城市为三级，占28.4%；有51个城市为劣三级，占9.1%。全年全国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总量1431万吨，比上年增长1.2%；二氧化硫(SO2)排放总量2594万吨，比上年增长1.8%。”事实证明边污染、边消耗、边治理的以煤为主的能源体系综合成本代价更大，以油气为主的能源体系客观上增加了使用者的成本但是也减少了社会治理成本。
世界上每一个大型的经济体系的出现都必然经历一次主导能源的转换，每一次能源产业的革命，也都会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对于中国而论，非以能源革命之方式难以实现煤重油轻的能源体系转型，难以实现燃煤的使用方式的变革，难以实现火电产业的彻底升级转换。
﹙二﹚中国新的石油能源战略
在中国以陆地资源为主导的能源观的影响下，石油增量供应政策又选择了重商限工的石油贸易政策，比国际市场更加稳定更加经济的中国海陆石油资源仅规限由三、四家大型国企限权开发，海上石油更依例统一由中海油统筹，对外海洋石油合作由其享有独家专营权。显然重工主义的直接开采与重商主义的国际采购有着明显区别，前者是在本国直接建立经济体系的油气资源空间，后者是在异地曲折投资或贸易建立中国经济体的不确定远距的油气资源体系；前者是在国内可控制的直接输送，后者则需要通过巨型海轮竞争负荷日益增大的海峡航运通道或建立跨国人工石油通道解决；前者是中国区域内的油气资源与国内能源产业的优化组合，能够扩大本土就业和增加税收，后者则是中国经济体与油气资源的国际、洲际的结合，为国际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前者与后者另外一个差别就是前者需要巨大的投资，这是目前中国经济体系已经完全有能力解决的。是有效解决中国所需的战略资源性大宗商品较少被国际基金和金融资本绑架敲诈的一种资源安全体系。大国商品需求是一种机会财富，重工使需求成为本钱，致商使需求成为浮动的价值，面对石油的货币属性增强的趋势，开采中国的海洋石油不但是提高中国能源工业的历史机遇，也是改变全球石油供需体制的重大举措。
有关新的石油能源战略应是：通过对中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体系的彻底改造逐步实现以气体能源为第一、油气煤为主、多元发展、择优选择、接替未来的能源政策。强陆取海，经略海上，改变中国以近海为主的海洋石油开采布局，近海、深海和超深海统筹并举，实行中国石油的基本独立供给政策。同时也实行创新勘探、全疆整治；积极反应，选择对待；合围重点，高速生产；全海开发、深海优先的新型海洋油气开采战略。也即以科技创新实施中国全海域的勘探；对已发现的油气田实施高速生产；以深海优先战略实施带动整个海洋油气产业的全面发展；促进实施多方业者竞争致胜的市场体制的发展，力争取得海洋油气开发的国际领先地位。
2006年中海油确定十一五计划，要求五年内投资1000亿人民币发展五十个油气田(24个正在建设，13个正在评价，21个正在勘探和经济评价)力争到2010年中海油实现年产5000万吨油当量，业界称为再造中海油。但是从中国对石油资源的需求、中国市场的投融资能力而言这还仅是一个中小型的商业计划，并不能满足中国能源转型的需要。
中国的海洋石油行动应该也必须有资金保障和较为保险的先头方案，为此建议国家3-4年内应支持海洋石油业投融资5000-8000亿人民币开发海洋石油，其中重点改组提升中海油十一五计划的商业计划安排，力争3-4年内国家海洋石油总产量达到1.2-1.5亿吨油当量，力争5-6年内达到2亿-2.5亿吨油当量，以此支持中国东中部沿海、沿江经济体系的转型，一举改变中国石油有赖大量进口并对外依存度高的局面，实现中国石油基本独立的体制。
﹙三﹚市场经济要求改造中国的海洋石油专营权
当代中国的海上石油开发体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转型而来，实行的是国家行政授权国有企业的委托制或代表制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合同制，它的运作特征是高度垄断的集权拓展而不是公司的商业竞赛。1982年1月30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条例》，2001年9月23日国务院又发布了《修改决定》，根据该条例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大陆架以及其他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资源管辖海域的石油资源，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所有，即海洋资源的国有制；又确定了“对外合作海洋石油资源的业务，统一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全面负责。”“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公司、享有在对外合作海区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即专营权的制度，从国际市场而言中国海洋石油的专营权商业价值至少1000亿美元以上，没有任何一个跨国公司能独得此权。
石油是一种较低成本的资源性商品，由于被国际对冲基金挟持价格而致高位，其实际的开采成本从几美元到十几美元不等，解决中国海洋石油专营权再分配的核心就是能以何种模式最大限度获得规模海洋油气的产量以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规模决定影响，产量决定模式。海洋石油中国全面开发的石油权利解决有几种模式海洋石油中国全面开发的石油权利解决有几种解决模式：1、中海油为主；2、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共同拥有；3、建立国企、非公企业、外资多区域多层次多制式的复式开发权利体系。央企已不能满足日益增大的社会石油需求，从市场经济而言实行第3种模式也是必然的选择。
为避免改革的过大震动，中海油的独家专营权初期可过渡为3—5家大型国企共享的专营权，同时中海油也可拥有陆上石油的共有专营权；最后推行市场化竞争体制；中海油有涉独有专营权的另一部分管理体系也应划转给国土资源部；同时在国家实施海洋石油中国的大开发战略中优先支持(实质上是补偿)中海油，从法律权利而言优先支持中海油不是国家赔偿、补偿，不是政府必须履行的行为。要国家利益，还是要保企业利益，关键在于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企业利益能否通过内爆力量竞争并实现成长。
﹙四﹚中国能源战略的调整将改变国际能源格局
近几年全球原油产量大约维持在40多亿吨左右，用于石油出口贸易的大约近二十亿吨，中国的进口量已近其中的10%。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倘若中国改变重商主义政策，实施以开发海上的油气资源之行动实现中国石油独立供给的战略，或以天然气作为第一能源改组现有能源结构，都将极大地改变国际原油的供求关系和结构。也即中国能源战略的调整将扭转国际高油价的局面，促进石油供需拐点的出现，由此中国也将成为创造国际低油价的关键力量，这个权利中国目前还没有使用。
2006年我国原油产量为18368万吨，同比增长1.7%；石油净进口16287万吨，同比增长19.6%。其中原油净进口13884万吨，增长16.9%；成品油净进口2403万吨，增长37.9%。当年我国石油表观消费量(原油表观消费量与成品油净进口量之和)达34655万吨，同比增长9.3%。2006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47.0%，较2005年提高4.1个百分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石油净进口量与石油表观消费量之比，称为石油对外依存度。依存度高是国家的一种能源安全的危机，调整这种依存度则是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反作用危机。依存度高是国家的一种能源安全的危机，调整这种依存度则是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反作用危机。
目前对以美国为首的能源金融霸权的两大挑战：其一是油气欧元对石油美元的挑战，蒙惠于高油价的俄国、伊朗、委内瑞拉、挪威等产油国正在计划和推动建立油气欧元或油气卢布。它将重新分配美国在全球石油现货市场1万多美元的支付优势和结算利益，由此可能导致弥补美国财政、贸易双赤字的资本顺差的利益改变，从根本上动摇美元在能源领域的霸权作用；其二是能源结构转型，并改变石油的货币金融属性。以中国为代表的石油消费国，将较为彻底的推进节能改革和替代能源的使用，降低石油的金融商品的财富属性，重新分配石油生产和交易的重大利益，动摇国际能源现行的定价机制。也就是说我们有能力改变这种局面：即费国支付过高油价制造产油国的美元财富；产油国又以美元储备或美元交易建构美国资本顺差；产油国、消费国都为美国提供资本顺差的体制。对美国而言这是致命的国际资本结构转型，也是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前瞻性扭转的国际秩序，为此美国需要在扩大金融力量输出的同时振兴产业经济为核心的繁荣股市、汇市等资本市场，以吸引全球资金实现资本顺差和经济转型。
为此中国应力争3-5年之内实现以气体能源为核心的能源结构的跨越式转型，带动全球能源体系调整并保持领先地位，从根本上改变石油的货币属性，制造低油价时代，中国的天然气已探明的储量和开采能力都已具备满足这种改革的先天条件。中国已具备了参与国际能源体制改革的能力。
三、并购国际核电巨头造就国际领先的中国核能应用体系
﹙一﹚中国的核电战略和体制改革
中国目前实行的核电战略是：“积极推进核电建设，要统一发展技术路线，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坚持自主设计和创新，注重借鉴吸收国际经验和先进技术，努力形成批量化建设先进核电站的综合能力。同时全面建立起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模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自主化核电工业体系和核电法规与标准体系。积极推进核电建设，是国家重要的能源战略，对于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实现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升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技术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种技术为重的战略，对核电整体产业的倾覆度不够，为此建议中国的核电产业战略是：实行核能立省、核能立市、核能立厂的用核政策，构筑核电技术、核电装备、核电运营、核矿开采、核燃料循环体系、核技术应用等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标准体系和法规体系；全力支持能源企业兴办核电，参与全球性的核电关联矿藏勘探开采；并购国际核电技术企业，推进跨国的领先核技术研究；注重核能的实用推广，建立多层次的用核商业体系。
2006年3月中国国务院审议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确定到2020年中国的核电装机总量将从现在的870万千瓦提高到4000万千瓦，也即今后每年需要开工建设3-4座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静态投资超过3000亿人民币。由此表明中国将是亚太地区另一个巨大的核电市场，行将对世界的核电技术、核电产业发生重大的影响，为此中国应该追求核电产业发展以外的更高的国家战略综合利益。
有关经营核电的体制也应当抓紧改革，中国经营核电的公司主要有三个，即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核集团)，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中广核)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这种类似专营权的经营体系，仍然有着计划经济的思想，并不有利于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应予改变。中国发展核电事业应该立足区域经济和重化产业，为此建议应大力推进中国核电立省、核电立市、核电立厂的全新战略。广东十一五期间计划投资739亿人民币营建核电，其投资超过了常规电厂，已择选了10个新厂址。大型的钢铁、石化、煤炭重化工业也应该营办核电站以替代化石能源消耗。从区域经济和行业经济入手组建核电站也是中国实现分布式能源供给的理想方式，也即需要以群龙办核的开放竞争体制代替目前三马掌核的较为封闭的体制。
﹙二﹚并购国际核电企业巨头创造性地发展中国核电制造业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主要包括：美国的西屋公司AP1000压水堆技术，法国阿海珐﹙AREVA﹚与德国西门子联合研发的ERP压水堆技术；目前核电设备制造商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德国。大致正在形成通用—日立、东芝—西屋、三菱重工—阿海珐以及俄罗斯和加拿大五个制造中心。目前中国发展核电技术已经拥有了广大的市场和资金，所缺乏的乃是核电技术和强大的核电制造业，为此必须调整传统的发展思路。
重商主义的技术引进道路对中国的核电事业是不利的，它可能导致引进一代，再引进二代、三代的依赖性引进习惯。应鼓励中国核电企业并购美、日、法、德的核电公司，1999---2000年英国的核燃料公司(BNFL)花费了10多亿美元收购了美国CBS公司控股的西屋公司的核电业务和ABB公司的核电业务，整合为现在的西屋公司(WH)。2006年10月17日日本东芝公司(Toshiba corporation)为主的财团出资54亿美元收购了核电鼻祖西屋公司，其中东芝公司出资41.58亿美元，目前拥有西屋77%的股份。但是令人震惊的是20006年12月16日中美签定双方协议，中国国家核电技术招标机构选择了美国西屋公司(Westinghouse)和肖工程公司联合体作为优先中标方，中国出资53亿美元引进AP1000技术建设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共计四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西屋公司为此技术花费5亿美元和15年时间，但是中国所购西屋公司相关技术产品的价值却与并购该公司的日本财团的并购费用相当，远高于东芝控股西屋的并购出价，差不多的成本费用，日本人买了一个完整的公司，中国买了几项产品技术。是次交易为中美贸易减了压，中国也做了冤大头，但是中国未必就算哑巴吃黄连，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其一，中国应该吸取西屋交易的教训，制定计划并购其它国际核电企业，乃至国际核电巨头，法、德、加拿大的公司都可以考虑；
其二，中国应以建设新的核电站市场为基础，与国际核电巨头成立联合技术开发公司；
其三，与西屋公司彻底的讨价还价，力争获取最大的合同权益。引进西屋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应该是一次历史机会，应力争以10年的时间完成中国独立的核心技术开发。
中国已经取得了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项目取得了六项成果，即：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严重事故工况下固有安全性验证实验；球形燃料元件生产线，包覆颗粒燃料元件；脉冲气动排球装置，球床堆关键技术，燃料元件连续装卸；反应堆全数字化保护系统和反应堆运行；主氦风机和氦技术。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是国家863计划的重点项目，从研究设计到建成历时17年，总投资为2.75亿元，工程包括了反应堆、蒸汽发电等34个系统。示范电站也拟在山东荣成建立，但是全面投产并应用还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NP1000国产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也正在推进，2006年底已经完成了浙江海盐方家山厂址的工程初步设计和初步安全分析，完成了反应堆安全壳设计分析和试验验证等先期的工作。CNP1000还不能说是完整的核电第三代技术，为此需要中国的核电技术采取跨越式的发展战略弄潮核电产业，与其如花大
与其如花大价钱买技术不如并购国际核电巨头，创新进占核能技术制高点。
为此以国际上通行的市场化策略，择选通用核电、西门子、阿海砝等企业进行并购也完全有可能，核电公司的国际行价一般介乎于了30-70亿美元之间，这个市价对中广核、中核、中电投来说都不成问题，对几大电力公司而言也可接受；如若建构联合财团并购该等目标公司那么效益更加彰显。核电技术是快速升级的技术系统，对于国际核电并购市场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谈的，不可能发生的，为此法国的阿海砝公司与其和三菱重工联姻不如认祖中国。核电并购并不会吓坏目标公司，而应该先战胜中国公司自己的懦弱，西屋电气交易的大头冤气交易更应激励中国企业的豪情出击。倘若并购一时难以成交，并购专业的核电研发公司，创建国际核电研发团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四、和平成长创造中国能源发展的新道路
作为一个大国获取能源的方式很多，例如：使用武力或参与军事联合行动；双边或多边的国家合作或协议；国际间大宗易货；跨国开采的分成能源；市场采购；在尚未全面开发的海域商业性开采，实施海陆并重的能源拓展体系；参与国际金融与能源体系的运作以获取能源利益或潜在的能源权利；法制型的节能措施；新能源替代；加工体系扩散到其它国家的全球化生产；科技创新能源等等。作为一个真正有实力和平成长为世界强国的中华民族，以武装力量剥夺世界资源的方式不应该成为中国能源发展的道路，惩罚产生更大的激励，转型决定更高的竞争，对于中国而言创造性地建立具有时代顶端能力的能源体系，才是超越传统、拥有未来竞争力的能源胜局，因此择选气体能源为第一能源的跨越式发展应该成为中国能源体系改造的重要方向；实施陆海并重，抓紧经略海洋能源开采就应该成为中国能源独立的基本依托；以快速灵活的人民币贬值政策应对美元本位制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促进中国能源结构改革的基本保障。
过高的使用燃煤制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避免了全球范围内因争夺石油而引致较大的国际政治较量甚或战争，但是也造就了环境灾难。无奈选择以燃煤为主位能源的中国的高污排放是对世界竞争原则的另类惩罚。在中国与世界的买卖关系中，中国以高耗能的资源代价换取了美国、欧洲的贸易顺差，这种顺差的表现形式是体现美欧国家主权信用的本位币--美元或欧元。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国际本位币，在获得贸易顺差的同时中国又帮助美国实现了资本顺差，也可以理解的是中国资源代价除了制造了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果外，也成为了美国的信用保障。目前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将这种对美国利益重大的外汇储备采用债务对调的方式转为中国国内信用和有关货币投放的基础，建立人民币的复式的多层次的信用体系，中国又借助了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用以解决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型。中国的资源沉重消耗造就了信用，也需要利用信用的表现形式--货币来提高资源使用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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