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电信普通服务的五阶段模式

　　不同国家普遍服务内容为什么会存在差异呢?一般认为，各国的国情和电信的发展水平不同引起了这种差异。英国的克莱尔·米尔恩(Claire　Milne)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差距主要是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电信网络发展状况不同所致。网络发展状况主要有五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反映了不同的电信政策、普遍服务目标及普遍服务政策等。这个五阶段模型被国际电联在《世界电信发展报告》中引用以论述普遍服务问题。

　　本文拟在佐证五阶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的五阶段普遍服务模式。

　　普遍服务发展的五阶段模式

　　米尔恩在1998年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电信发展阶段角度研究了电信普遍服务发展问题。网络发展状况主要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反映了不同的电信和经济发展水平。表1给出了米尔恩提出的网络发展五阶段框架。

　　表1　　普遍服务政策的五个发展阶段

　　在电信网络发展的前两个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停留在中下水平，电话主线普及率一般在30%以下，住宅用户安装电话比例则更低，电信运营大多是国家垄断，寻找投资、扩大网络是公司的管理重点，因此，普遍服务内容主要是安装公用电话和提高住宅电话普及率，而规定许可证条件和普遍服务义务则成为典型的普遍服务政策。

　　在电信网络完善的后面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往往比较高，电话主线普及率一般超过40%，所有的住宅用户几乎都能装上电话，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比较激烈，因此满足每个人的通信需求、扩大普遍服务内容成为普遍服务的特点。

　　虽然以上五个阶段是米尔恩教授根据发达国家的电信发展历史总结出来的，但是她认为这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电信普遍服务的发展。

　　电信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模型

　　从表l中我们看到经济的增长水平与电话主线普及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早在1963年吉珀(Jipp)就证明了人均GDP和电话主线普及率存在着很强的关系，他发现不管是最发达国家还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人均GDP和电话普及率几乎是线性对数关系。詹姆斯·阿雷曼(Jallies　Alleman)等人1994年用非洲南部国家的例子研究了电信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出电信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安德鲁·哈迪(Andrew　Hardy)采集了45个国家14年的数据论证了电信和经济互为因果的结论。诺顿(Norton)认为电信投资减少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促进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电信发展是经济发展强有力的驱动因素。此外ITU以及Kang和Yoon也都研究给出了每百人电话主线数与人均GDP之间的回归方程式。

　　同样，我国电信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笔者收集了1978-2002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电信发展的有关数据，设x代表用美元折算的人均GDP，y^*代表主线普及率，采用最小二乘法，分别得出以下双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和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可以看出，两个方程的R²都很接近于1，而两个方程的所有回归系数的标准差(括号内数值)都很小。所以这两个方程及其系数在统计上的回归效果都是非常显著的。进一步，采用麦金农、怀特和戴维森提出的MWD检验方法对上述两个模型进行比较和选择，可以发现式(1)更能反映我国电信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对电信服务的需求会增加，电信基础设施投资也会相应增加。这说明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电信普遍服务的实施。另一方面，不断提高的普及率及电信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张降低了交易的费用，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生产要素的增加、生产力的提高并刺激了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

　　五阶段模式在我国的应用

　　正如五阶段模式适用于前文所提及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它也适用于我国的电信普遍服务发展过程。

　　可以说进入改革开放后，我国电信普遍服务才开始真正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电信业的超常规发展令世人瞩目。从信息产业部网站上给出的统计信息可以看出，1992年以来的电信业务量以年平均40%的增长率递增，2002年，我国电信业实现了向世界第一大网的跨越，电话用户总数达4.21亿户。电话普及率也因此有了飞速的提高。1990年电话普及率仅为1.11%；2000年底，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了20.1部／百人；截至2004年6月底，全国电话普及率更是达到了47.4%，全国行政村通电话比例增加到89.9%。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和国家政策扶持、电信行业自身努力是分不开的。

　　总结过去可以发现，每一年或每几年电信行业的发展重点都会发生变化，国家的政策也不一样(如允许征收电话初装费、“三个倒一九”等)，普遍服务发展目标、内容更是有所侧重。

　　表2　　我国电信普遍服务政策的五个发展阶段

　　表2给出了我国电信普遍服务已经经历过或即将会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比较，种种特征表明我国在主线普及率超过10%后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表2中，普遍服务内容所含业务一项可以说是从普遍服务目标一项中剥离出来的，目的是从业务角度阐述普遍服务具体目标内容。这里的电信业务是按照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加以划分的。由于笔者收集的关于我国不同时期的商业用户和住宅用户电话普及率数据有限，因此表2并未把这两项内容涵盖进去。但是，笔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进了具体的普遍服务内容、业务。

　　根据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信息，1990年我国电话主线普及率首次突破1%，2002年达到16.8%；1994年我国人均GDP突破400美元，2000年达到833美元。因此，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1993年以前处于第一阶段，1994、1999年处于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我国的电信运营商基本上还是国家部门，投资供给不足、资费过高制约着普遍服务的发展，因此普遍服务业务只能涵盖基本的公共紧急固定电话服务和公用付费电话服务，相应的通过向运营商规定普遍服务义务成为实现普遍服务的主要措施。

　　告别建网和网络扩张阶段后，2000年我国电信业开始进入第三阶段，电信网络已经开始进行市场整合，电信运营商大多向商业化、市场化过渡，大量非经济可行性地区(中西部、农村)成为网络再扩张的主要瓶颈。因此现阶段我国电信的普遍服务应该以大量普及住宅用户为主要目标，而普遍服务内容则应该是固定网本地电话业务(端到端的双向话音业务，端到端的传真业务和中、低速数据业务)和固定网国内长途电话业务。相应地，有针对性地对提供普遍服务的营运商进行适当补贴成为实现普遍服务的较好措施，住宅用户，特别是西部的农村用户成为了普遍服务的最主要对象。由于我国固定电话的增长已经过了指数增长的迅速发展时期，正从线性稳定增长向缓慢增长的饱和阶段过渡，所以在短期内很难达到国际公认的固定电话初步饱和标准(40%)，而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也类似，短期内很难使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因此，我国电信普遍服务发展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跨出第三阶段。

　　当网络发展完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电话主线普及率都较高(人均电话普及率达到40%-50%，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时，就应该加强市场导向，充分考虑社会福利，考虑农村、残疾和低收入群体的需求，采取公平竞争的公共政策，把互联网业务列入普遍服务内容当中来，把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通信需求列入普遍服务内容。

　　结语

　　米尔恩教授提出的普遍服务政策阶段模式有着很广泛的使用范围，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电信发展水平往往也比较高，电话主线普及率一般比较高，因此其普遍服务目标通常是社会型或者自由型，所涵盖的内容往往要比较多，有的国家甚至已经把提供如因特网接人作为普遍服务内容之一(如美国、日本)；而经济比较不发达的国家恰好相反，电信普遍服务内容往往停留在提供语音服务阶段，有的国家还仅停留在提供语音电话接人阶段(如尼日尔和斯里兰卡等)。

通过建模分析可以发现，在我国，电信发展和经济发展同样存在着非常紧密而复杂的正向关系。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电信发展存在差异，电信普遍服务水平也不一样，所面临的困难也不一样，所以普遍服务内容也应该有所侧重，更不应该对普遍服务的服务对象、内容政策、实施方法等一成不变。用五阶段框架分析我国电信普遍服务内容可发现，我国电信业已经相继经历了第一和第二个发展阶段，于2000年进入了电信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电信普遍服务的目标类型应该属于促进经济发展类型，其主要对象应该是住宅用户和农村用户，普遍服务内容则应该是以固定网本地电话业务、固定网国内长途电话业务为主。而且我国普遍服务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处于第三阶段，所以在未来几年内，信息服务，特别是互联网服务并不需要被纳入普遍服务内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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