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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专用性与农业结构调整风险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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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irn.com 发稿日期:200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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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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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中国生态农业投资研究咨询报告 【出版日期】 2009年1月 【报告页码】 368页 【图表数量】 172个2008-2010年中国渔业应对金融危机影响及发展策略 2008年，美国华尔街危机不仅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而且已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金融危机2008-2010年中国玉米行业应对金融危机影响及发展 2008年，美国华尔街危机不仅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而且已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金融危机2008-2010年中国水产品行业应对金融危机影响及发 2008年，美国华尔街危机不仅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场，而且已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金融危机摘要：本文在对我国农业结构调整风险问题进行综述的基础上，从资产专用性角度出发，系统探讨了农业结构调整中风险生成机理及其化解的思路。
一、农业结构调整中风险内涵及类型
对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风险类型多样性分析，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如龙方等把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风险分为：市场风险，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决策风险，信用风险，素质风险。葛颜祥把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风险分为农业生产經营系统内部的风险，包括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市场风险和系统外部的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制度风险。
虽然学术界对农业结构调整的风险类型划分略有不同，但对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多元化、不断增大的风险特征的认识趋同，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化的大背景下的现代农业是高风险的产业。近年的许多事实说明，因为风险的存在，农业结构调整频频受挫，农产品结构性过剩始终困扰着我们，“不调不赚钱，调了更赔钱”，风险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一大制约因素。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业经营将出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多种不同体制的农业生产结构，国外农产品市场对国内农业生产的影响也会进一步扩大，交易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风险的危害性不断强化，并带有浓厚的结构调整的特征，表现为：
（1）市场风险成为主要风险。一方面，由于农业结构调整的时期性与价格调节滞后性矛盾，价格波动风险成为农业市场风险的“凝聚物”和承载体。另一方面，鲜活易腐的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还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例如仓储、运输、保鲜、加工等才能保证其合乎质量要求进入消费，每个环节稍有不慎就会损失惨重。这些措施及后续活动，需要特定的容器和设备，较长的生产延续性使农产品的生产经营具有更强的资产专用性，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此外，单个分散的农户面向市场交易时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必然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降低市场效率。
（2）自然风险增多。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无一不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
（3）制度风险增加。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农业结构调整中的制度冲突，也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而引致制度风险。市场缺陷也会影响制度变革的路径和绩效，使制度风险增加，并与市场风险交织。
（4）农业技术风险进一步加大。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技术在生产经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新品种、新技术、新作物科技含量高，但其不完善性、不稳定性、不适应性常会给生产者带来损失。
（5）各类风险的波及范围更广，致损程度更严重。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实质上是区域优势再定位的过程，由使用传统的品种、技术转向运用新技术和使用新品种，这种转变不仅使风险陡然放大，而且一旦出现风险，必然是区域性、系统性的风险，给农民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同时，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农户的投入成本大大增加，而且每一次调整都伴随着旧的投入失去价值，新的投入又在增加，投入的风险不断加大。此外，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也是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过程。随着链条的延伸，风险也会延伸，系统风险被放大。如果产加销三个环节脱节，一旦发生风险，处于产业链条末端的农业承担的风险最大，其他两个环节也常把风险转移到农业，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农业经营者的风险。
二、农业结构调整中风险的成因及规避
目前，理论界对农业结构调整中风险的成因及规避尚未作系统的、深层次探讨，而是基于结构调整的不完善现象和市场环境进行了零散分析。对风险成因的分析归纳起来主要有：（1）“市场体系不完善”说：市场体系的不健全，市场设施建设不适应农产品交易需求，全国统一开放的农产品市场未能形成，农产品交易形式落后；流通体制不健全，制约了农产品流通的规模和范围，进而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区域布局和专业化分工。（2）“服务体系不健全”说：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中介服务组织发展滞后。在缺乏稳定、连续、可靠的社会化服务的条件下，无组织、无协调的结构调整，增大了农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和风险。（3）“组织化程度低”说：农业一体化组织程度低，中介组织少，农业生产、加工、储藏、运销各环节相互分离，生产加工规模小，产业化水平低，使得农产品交易成本大，单个农户处理信息能力弱，抵御风险能力差；农业结构调整需要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投入，而一家一户经营主体，既不利于资金融通，更难以与先进的农业技术、优秀的农业人才、及时准确的信息进行对接；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经营能力和决策能力有限，政府往往深度参与，既加大了结构调整的成本，也使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受到伤害，风险加大。（4）“农业产业属性”说：农业的弱质产业特殊属性难以摆脱风险。
基于以上风险成因分析，我国学者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风险规避措施。牛若峰先生认为，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是政府、企业、农户等多元参与的主体，承担风险是多元参与主体共同的义务，也是利益共享的前提。他在探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运行机制时，提出由“非市场安排”来规避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风险。“非市场安排”是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方式，内容包括：（1）资金支持。（2）无偿或低偿信息服务支持。（3）保护价格。（4）风险基金制度。其实质是发挥政府的功能边界作用。彭熠则提出利用资本市场推进农业产业化可以最大限度地消减和抵御农业结构调整的风险。龙方等提出的风险规避概括起来主要有：（1）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制。（2）建立风险保障基金。（3）政府服务到位。（4）增强农民组织化程度。（5）发展订单农业。（6）提高农民素质等。
三、资产专用性与农业结构调整的风险生成机制
虽然学术界对我国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风险问题给予了关注，但多是基于农业结构调整自身的不完善性以及市场、制度、自然等环境的不完善性来分析的，从农业生产本质特征角度对农业结构调整中的风险问题进行深层次探讨尚欠不足，表现为：（1）在理论层面上，没有系统阐述农业结构调整中风险形成的基础，也没有从理论上系统探讨农业结构调整风险的内在原因和外在环境，其提出的风险规避措施缺乏理论依据的支持。（2）在实践层面上，一方面未能系统探讨农业结构调整风险规避与我国现行农业结构治理、组织制度创新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没有基于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角度分析探讨微观经济主体在结构调整中风险费用损失问题。因此，对现有的农业结构调整中组织制度如何创新、交易主体损失弥补、风险转嫁等问题的探讨尚缺乏深度。
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调整主体——农民承担着不断增长的高额交易成本。现代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威廉姆森（O.L.Williamson）把交易成本规定为利用经济制度的成本，他认为交易成本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有限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其中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决定市场交易成本维度因素：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
从资产专用性角度看，资产专用性是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多大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特定监督关系，亦即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可供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使得拥有专用性资产的一方在退出交易时变得困难，因为专用性资产在移作他用时通常表现为较低的价值，由此给交易者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把资产专用性分为：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在边干边学中人力资产专用性、专项资产、品牌资本、临时专用性。
结构调整中的农业资产表现为较高的专用性，从农业用地（场地）看，由于自然区域的气候和土质千差万别，而农作物的生长受水、土、光、热等条件的严格约束，调整作物种植或靠自然提高产量的概率很低，这种对时空条件的依赖就表明土地对农产品生产具有专用性。土地在经济上的范围是一定的，超出这个范围，土地的经济用途就会消失。如高原草地适于畜牧业生产而不适于种植业，缺水耕地适于旱地作物而不适于种植水稻等，因此，农业活动存在一定的地点专用性，“南桔北枳”的自然风险正体现了地点的专用与农业结构调整的关系。此外，一家一户小农经营，土地经营规模狭小，对于农地的投资一经投下，再想改作其他用途就极为困难，或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意味着我国当前农业用地具有极强的地理区位专用性；从边干边学中的农业人力资产看，不仅是农业技术人员，长年“边干边学”从事农业的普通农民改做其他行业的成本也很高，人力资产的专用性是明显存在的。我国贫困农村的农民长期收益率很低，却不能改做其他行业或流入城市，正是受这一因素所限；农业物质资产主要包括农产品、农用机械、化肥农药等，农产品生产具有周期性（一个周期内无法改变品种和产量），相对于处于变化中的需求来说，必然有较高的专用性，而一种化肥农药和一种农用机械往往是针对一种农产品或一个生产环节设计的，几乎没有改做其他用途的可能，农产品贮藏设备、销售渠道和场地同样具有专用性。可见，农业生产中有较强的地理区位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原材料专用性（化肥、农药、种养殖知识等）、产品贮藏专用性、产品销售专用性等特点，决定了农业生产总体上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高资产专用性使农业资产与其他行业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更易于“沉淀”，即缺乏流动性。因此，在每一次农业结构调整中，微观经济主体都将因投入了专用资产而付出高额的“沉淀成本”，而结构调整又是一个动态专业化分工过程，随着专业化的发展，原有的资产又将丧失非农用途，机会成本降为零。“沉淀成本”随着每一次结构调整而不断递增。一方面构成结构调整的退出障碍，形成产业壁垒，使农民在结构调整中刚刚摆脱旧的困境又面临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户面对市场交易时，由于投入了专用性资产而常被“敲竹杠”，结构调整的准租金常被机会主义行为剥削，专用性资产所有者的预期报酬减少且被“套牢”，风险由此产生。
从交易的不确定性角度看，不确定性既包括那些只要花费代价便能预见，从而可以在合约中预先设置条款加以处理的变化，也包括事前只能加以粗略猜想的变化和交易一方掌握了另一方所不知道的重要信息的情况。有限的理性思考与机会主义是形成这种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农业结构调整中，制度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和个体农户行为的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使交易分散而隐蔽，由于信息不对称，单个农户理性局限和最大化行为与群体合成的非理性造成“囚徒困境”和“蛛网效应”，使得调整后产业又出现趋同，农户承担着高额的交易成本。如何减少不确定性，减少交易一方高额成本，降低交易风险？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双方必须增加与交易有关的专用性资产投资，这种双方投资的沉淀成本越高，交易双方就套得越牢，毁约的代价就越高。
从交易频率看，交易频率与交易费用正相关。农业生产者为了进行生产，产前要与生产要素部门进行交易，向他们购买各种农用生产资料，例如种子、种苗、化肥、农膜、饲料等；在产中，则要与农业服务部门发生交易，接受机耕、植保、排灌等服务；产后，鲜活易腐的农产品需求则更具有常年性、普遍性和总需求弹性小等特点，使得农产品市场无处不在，农产品的交易时时发生，频繁交易行为意味着反复签约，必然导致较高的平均成本和交易费用。而同时，我国农村市场发育不平衡，信息匾乏，发现交易伙伴、维持长期合同关系成本极高，这又限制了市场交易的范围，相对提高了农业交易的资产专用程度，增加了农产品价值的市场风险比率。降低交易频率、减少交易环节和交易成本，以此化解风险意味着必须创新农业组织制度，以“一体化企业组织替代市场组织形式”。
威廉姆森探讨了不同的资产专用性下几种有效的治理结构，他认为，非专用资产的交易应使用市场治理结构；混合式的偶然交易和高度专用性的偶然交易应实行三方治理；对于高资产专用性的经常交易有两种治理结构：双边治理和统一治理，前者是通过交易双方互相购买对方的产品而保持合作关系，后者是在组织内部实现一体化。这种依资产专用性程度而变化的治理安排，保护了专用资产所有者对专用资产的控制权和准租金的索取权，减少了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专用资产被“套牢”的风险。所以，对于专用资产的所有者来说，保护性治理结构既是必要的又是起作用的。由此，对农业实施保护性的结构治理是规避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
四、结束语
基于以上分析，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风险规避，必须要调整农业专用资产结构，建立与农业高资产专用性相适应的交易治理结构。（1）完善分包制和合作制两种形态的双边治理，分包制系指对应于“公司＋农户”模式，双方通过合同（契约）建立交易关系；合作制系指以生产要素为联结纽带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2）通过专业分工、专用性资产投资、农户入股等某种资产联结方式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部分组成松散型或者紧密型的一体化组织。（3）改革农产品的流通体制，建立高效率的流通合作组织，变农产品流通业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买断”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使交易双方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4）通过在对农业结构调整中不承担风险、只享受利益者“征税”方式设立风险保障基金，提高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水平。（5）创新农业组织结构，把原本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变成一个由各自具有独立地位的大量农户基于共同市场利益而合作组成的统一的对外经营的“一体化合作组织”和基于交易的产权结合体。把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由单个农户转移到“一体化”的合作组织，加快农业产业一体化进程，从而减少交易成本，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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