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体现“中国智慧”_研究报告_投资分析_市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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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利用火药制造了鞭炮，而外国人却用它来武装枪炮——火药从娱乐资源到战略资源的角色转变，代表了世人对同一事物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和理解，而具体到如今炙热的3G也是如此。

　　3G能够成为一个应用平台，但同样也具有升格为国家战略平台的潜质。在此前召开的由信息产业部批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通信产业报社承办的“2005无线通信应用(国际)峰会”上，关于3G及无线应用的讨论，就将3G的应用延展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就此，又有专家指出，在决策层面，3G发展要体现国家的战略意义。

“国家战略”已被实施

　　根据有关机构的监测数据，截至2004年12月，全球3G用户(包括cdma 2000用户在内)已经达到了1.59亿。

　　同时据有关人士介绍，在目前的3G用户中，日本、韩国的3G用户数占据着相当的比重。对于这种状况，除了特定的文化、消费习惯等因素外，对3G所具有的战略地位的认知也对3G运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日本为例，在“PDC战略”失败之后，3G又马上成为日本方面抢占电信发展制高点的技术工具。并且，从日本目前对3G所开展的课题研究范畴来看，业已超越了传统的电信领域。据NTT DoCoMo北京事务所所长佐野升介绍，针对第三代移动通信对社会和文化所带来的影响，NTT DoCoMo于2004年4月1日设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移动通信社会研究所，主要的研究领域有社会文化、法律制度、社会基础建设，最后才是移动通信的产业层面——在日本，3G已被升格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韩国，信息产业给国家创造的经济价值方面，1998年为800多亿美元，而在2004年则为2000多亿美元，占整个国家GDP比重已达13.9%。韩国SK电讯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刘允认为，信息产业不仅能够满足内需，提升国民文化信息水平，同时在硬件、软件产品输出的同时，还有运营技术的输出，从这一点上看，信息产业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Frost&Sullivan中国公司总经理王煜全认为，文化产品的输出是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最高形式，以游戏文化为载体，也是韩国政府推进其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化的战略性步骤。

　　而在业内人士看来，3G也完全具备这种资质与资源整合能力。事实上，从目前国外的一些3G运营商的产业结构来看，他们已经摆脱了传统通信运营商的背景，并开始涉足多种行业，通过向自身价值链内不断融入新技术元素，进而为用户提供多种多样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服务，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之间，改变着诸多社会领域的既有形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旭明在峰会欢迎辞中也谈到，以第三代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无线技术发展将直接影响中国及世界电信格局，并对经济发展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而日本、韩国在3G问题上的严肃态度也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牌照不是3G的全部

　　电信产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前导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电信产业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质量。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闻库认为，3G加长了传统电信产业链，产业分工更加细化和差异化，更具有集聚效应。

　　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必须坚持工业化、信息化并进，同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而发展3G是信息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他对于加快中国工业化步伐，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都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国资委研究中心新产业研究部副部长卢奇骏表示，3G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不仅具有催化剂作用，还有望成为“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的重要拉动力量。但同时，他也指出，对3G战略地位的认知将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对3G的民族标准TD-SCDMA的发展机遇的把握。

　　退一步而言，即便是在国内运营商层面，从其对3G所表现出来的姿态来看，往往也是目的性大于前瞻性，技术性大于战略性——对3G牌照或者说是移动牌照的渴求已经冲淡了其对3G的深层次、理性的追求。据内部人士透露，迄今为止，国内几大运营商尚未就3G运营问题拿出令人信服的可行性报告和清晰完整的商业模式。

　　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室主任史炜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组织经济专家、咨询机构等，就运营商的3G运营资质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其中，能否体现国家战略应该作为运营商入围3G运营的条件之一。

体现中国智慧

　　国际电信联盟标准化局局长赵厚麟致本次峰会的贺词中谈到，中国3G的商用可以推动3G业务在中国乃至全球的发展和完善。

　　一般而言，在发展3G产业过程中，政府有着较为清晰的职能作用：审查标准、划分频率、发放牌照、监管经营。目前，前面两项在国内已经得到了实施，现在所面临的则是发放牌照，以及牌照发放后如何监管经营的问题。但是，对于处在商用实施层面的运营商来说，未来的3G网络建设模式还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常务副理事长邓寿鹏认为，从目前的网络测试、终端研制、产业准备等各方面的进展考虑，如果没有难以预测的负面干扰出现，2006年应该是发放3G牌照的最佳时机。同时，他还表示，对3G三大标准各发一张运营牌照是可取的，在“十一五”期间，3G三大标准将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

　　根据有关组织测算，我国建设全国规模的3G相关基础设施，总投资应该大约为4000亿至5000亿元人民币。而电信技术不断快速更替的特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运营商持续投资能力的考验，都极大地增加了3G投资的风险性。对此，邓寿鹏认为，针对3G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需要内资、外资、国资、民资等多种所有制共同筹集，共担风险，共享效益。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专家周春生则提出了颇具颠覆性的3G网络建设方案。他认为，可以成立一个投资无线通信行业或者专门的投资公司，针对3G或者相关的无线网络进行投资，然后再把相关网络租给运营商使用，以此避免重复投资，最大限度地弱化3G投资风险。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在致峰会的信中指出，无线通信技术及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着标准选择、新业务开发与监管等诸多问题的挑战。而我们仅从3G网络建设模式的探讨中，已经可以窥探出3G国家战略工程的浩繁与艰巨，归结起来，现在不仅已显示了国家智慧，将来还要更考验国家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