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定义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绿色金融可以促进环境保护及治理,引导资源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流向理念、技术先
目前,中国是全球绿色金融的引领者,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密切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发展路径,为保障中国的绿色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
截至2022年底,保险资金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和保险私募基金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登记(注册)规模近1.2万亿元。
其中,债权投资计划投资项目中涉及绿色产业的登记(注册)规模超1万亿元,投向的主要领域包括交通3905亿元、能源3282亿元、水利830亿元、市政674亿元等;股权投资计划投向中涉及绿色产业的登记(注册)规模为351亿元,其中直接投向环保企业及清洁能源企业股权162亿元、投向清洁能源产业基金权益189亿元;保险私募基金投向中涉及绿色产业的登记(注册)规模为858亿元,基金重点投资可再生能源等项目。
保险资管机构应深入理解ESG的核心理念,并贯彻落实到投资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
随着绿色金融各项标准的不断出台与落地,将有效促进和规范我国绿色金融健康、快速发展,我国绿色金融将迎来标准的逐步统一。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七部委出台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这一顶层架构设计的指引下,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政策与制度创新不断发展,出台的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政策从“导向性”越来越走向“实质化”。
银保监会办公厅负责人日前表示,目前,我国在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方面已取得了积极进展。
绿色金融定义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绿色金融可以促进环境保护及治理,引导资源从高污染、高能耗产业流向理念、技术先进的部门。
近年来我国通过“自上而下”加强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及制度政策引导、“自下而上”因地制宜地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相结合,绿色金融体系逐步完善并获得显著进展。
从全国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评价得分结果来看,上一个评价周期的分数区间为8.31~57.1分,本次评价周期已经上升至15.7~71.55分。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表现可分为三个梯队。位于第一梯队的省份共有11个,包括浙江、广东、江西、贵州、新疆5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所在省份,以及虽不是试验区但表现突出的省份,如北京、江苏、四川、上海、福建、山东。
根据排名结果,《报告》总结出了我国地方绿色金融发展的3个特点。
一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所在省份表现突出,基本处于第一梯队。由于政策部署早、实践投入快等原因,绿金改试验区所在省份往往对绿色金融表现出更高的重视程度,对相关领域的政策探索与市场实践更加深入。
二是以北京、上海、广东为代表的地区,金融基础扎实,已形成集聚效应与辐射影响力。该类地区的经济金融生态优势突出。一方面,吸引着全国乃至海外更多优质资金、绿色技术、专业人才等资源聚集;另一方面,依托总部效应,发挥着中心影响力,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形成带动作用。
三是西部、中部、北部地区发展绿色金融对政策的依赖较为明显。西部、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市场主体在市场创新与实践方面的潜能与动力略显不足,亟待吸引更多金融机构或社会资本参与绿色金融体系构建。
“排名结果反映了整个政策体系和整个市场体系的排名情况,也反映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治理模式下所呈现出来的地方绿金发展特点。”任玉洁解释称,部分地方的政策引导显著优于市场表现,说明这些地区的政策发力是非常广的;而有的地方,比如上海,它的市场效能很大,即便政策发力较晚,但市场反馈非常快,就会使得其绿色金融排名同比有显著的提升。
根据中研普华研究院《2022-2027年中国绿色金融行业发展现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示:
《报告》指出,地方绿色金融市场表现可以直接体现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效果。在“双碳”战略实施进程中,绿色金融的需求和供给都显著增加,绿色金融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报告》统计了我国绿色金融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
在银行领域,绿色信贷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规模持续增长。截至2021年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5.9万亿元,同比增长33%,发行规模已居世界首位。
在证券领域,绿色债券市场保持快速增长。截至2021年末,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加速扩容,境内外贴标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约6031亿元(含资产证券化产品),同比增64.51%。
在绿色基金领域,全国共新增121只绿色基金,较2020年增长26.04%,结束2019年和2020年连续两年的新增绿色基金数量下降趋势。
在绿色保险领域,地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规模不断扩大,绿色保险产品创新成果显著,累计保额超过45万亿元。2018~2020年累计为全社会提供了45.03万亿元保额的绿色保险,支付赔偿533.77亿元,用于绿色投资的余额从2018年的3954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5615亿元。
一是在激励方向上,从“激励绿色金融萌芽”向“激励绿色金融精准发力”与激励“转型金融”转变。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激励政策已取得成效、绿色金融的政策导向更加强调规范性、绿色金融发展的市场自主性逐步提升等综合背景下,绿色金融的激励政策需要从以激励绿色金融萌芽为目标,向激励绿色金融精准发力转变。绿色金融精准发力是指充分发挥金融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以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为抓手,防止“漂绿”风险,确保绿色金融流向真正低碳、绿色的核心领域。激励绿色金融精准发力,可将金融产品设计与项目碳减排量或绿色评估挂钩,例如贴息优惠将根据项目发电量计算碳减排量、根据环境效益划分项目绿色等级,赋予碳减排效果好、环境效益佳的“深绿”项目更低的绿色贷款利率。激励转型金融投放是对绿色金融支持薄弱环节的有效拓展,工信部、发改委、环境部联合印发的《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提及需建立符合绿色低碳发展要求、响应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的优惠税收政策,对于相关高耗能、高碳排的工业领域而言,激励政策延申至转型端有利于加快行业创新升级、完善能耗计量、环境成本内部标准化,提升绿色金融与碳市场服务能力。
二是在激励手段上,需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综合施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双发力”是保障经济稳健运行,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的有效激励方式。货币政策激励在总量化目标下,有利于通过专项再贷款等手段精准支持特定领域,以央行推行的碳减排再贷款支持工具为例,银行金融机构首先通过风险方法学评估自主向重点领域企业提供碳减排贷款,再向央行申请低成本资金支持并获得合理利差,在风险可控下货币政策带来较为稳定的项目效益,有利于激励金融机构集聚、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促进绿色金融发展。财政政策激励在结构化目标下,有利于通过补助、贴息、税收、奖励等手段激励产业绿色升级,其主要目标仍然在于解决外部性的问题,譬如财政政策通过对产生正外部性的绿色环保企业给予补贴等激励优惠,对产生负外部性的污染企业给予赋税等约束措施,利用公共财政缓解环境成本内部化的问题。
三是在激励协同上,要以激励和约束并行,以反应鼓励发展与强制约束的差异性。除持续推动转型环境效益成本内部化外,还应激励企业加快绿色技术自主创新,同时防止企业通过“搭便车”、污染产业转移等方式诱发市场资源配置失灵。通过加大绿色金融监管力度与法制建设,提高企业“洗绿”或违约成本,当前《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中提出的针对环境、气候风险客户名单实施授信限制与重点监管是有益尝试,未来还可以通过明晰贷款人责任制度等约束机制进一步提高发展绿色金融的主动性。
《2022-2027年中国绿色金融行业发展现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由中研普华研究院撰写,本报告对该行业的供需状况、发展现状、行业发展变化等进行了分析,重点分析了行业的发展现状、如何面对行业的发展挑战、行业的发展建议、行业竞争力,以及行业的投资分析和趋势预测等等。报告还综合了行业的整体发展动态,对行业在产品方面提供了参考建议和具体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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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7年中国绿色金融行业发展现状与投资前景预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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