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的缺乏以及思想观念上的文化差异,我国上至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下到商家企业、平民百姓,或从发展地方经济、旅游事业,或从保护的方式方法,或从个人喜好等不同侧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着轻视乃至不屑的状况,使得保护工作的开展困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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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文物工作要求,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切实筑牢文物安全底线。要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挖掘展示突出普遍价值,切实管好用好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要不断创新博物馆展陈、教育等功能,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要健全古建筑保养维护机制,加强科学监测,做好文物本体和周边环境的整体保护。要积极创新考古遗址保护利用模式,加大考古勘探发掘力度,加强文物价值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推动文物保护与考古成果普及转化、惠及更多民众。
1.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遭受建设性大破坏。
在热衷关注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条件和崇尚现代建筑的今天,许多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或地段、世界文化遗产等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遭到了无情的破坏,甚至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轰然倒塌,永远消失。如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周围历史建筑全部被拆;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千年古城墙被毁;安阳穿城修路严重破坏历史街区;浙江舟山市冠以“旧城改造、发展现代经济”的名目,大肆拆毁定海古城历史街区,致使国家文化遗产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失。此外,文物古迹的环境遭破坏也比比皆是,星星点点的文物湮没在高大的现代建筑群中,让人很难感到它的价值所在。我国原有古代存留下来的城池约五千座,这些经历百年、千年沧桑的古城、古镇、古村落曾经拥有的古城墙、古城门、古城楼、古建筑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令世界为之震撼,而如今这一切在今人肤浅、缺乏文化素养的现代化建设中,在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内就被破坏、拆毁了。导致这种种令人痛心疾首现象出现的根源就在于有些政府官员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GDP增长的政绩心理,就在于政府容忍开发商无知、反文化的掠夺式的开发。实际上,保护与发展孰轻孰重这个问题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面临的痛苦抉择,欧洲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大破坏的阶段,但他们及时醒悟,及时立法,及时抢救,因此保留得多,保护得较好。欧洲人是从意识、情感和制度等几个层面来维护历史的存在,因此,在欧洲不会有政府或官员去为了“政绩工程”而拆毁古建筑、毁坏古城风貌。
2.重建、恢复历史古迹以及“仿古”、“复古”之风盛行。
当前在历史建筑、文物古迹保护方面明显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即热衷于对古迹遗址的修复和重建,而忽视了文物古迹的真实性和实物遗存的保护,从而降低了文化遗产的价值,杭州雷峰塔的重建就是一例,这也怨不得阮仪三们要大声疾呼“假古迹不要再建了”。威尼斯宪章强调文物建筑修复时添加的部分必须保持整体的和谐一致,但又必须和原来的部分明显地区别。禁止任何重建,这是历史古迹的保护都应遵循的原真性原则。因此,任何随意地、不分界限地进行“复古”、“仿古”,都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历史的讹传。对“已经不存在的东西,已被损坏,或早已湮没的建筑或构筑物”重新建造或按所谓的原样恢复,即使符合部分历史记载,但用现代的材料、工艺及施工方法再掺以现代人理解臆想的东西,建成的充其量称之为名胜,但决不是历史古迹,不具有文物价值。
3.保护的观念尚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的缺乏以及思想观念上的文化差异,我国上至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下到商家企业、平民百姓,或从发展地方经济、旅游事业,或从保护的方式方法,或从个人喜好等不同侧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着轻视乃至不屑的状况,使得保护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如福州市政府对于城市规划的决定使得“三坊七巷”受到了建设性的破坏,平遥古城墙由于经营主体问题以至于坍塌半年余未修复,北京历史遗产门票涨价带来的专家、学者、百姓之争沸沸扬扬,有的学者甚至把类似于三国城、水浒城等已经商业化的东西也称之为“古迹”,此种例子不胜枚举。
4.保护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
我国目前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都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或法规予以规范,均散见于各类不同层次法律法规及通知规定之中,且存在多头管理的状况,以至于职责不明或存在管理上的缺失。如《文物保护法》明确由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明确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规划法》由国家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明确由国家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等。此外,即使国务院对于有关历史城市的总体规划作过明确的批复,但都未能挡住一些地方政府《拆旧建新》的城市开发建设步伐。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法制体系和法制环境的建立、健全和完善。
“十四五”期间,文物博物馆事业面临着稳步发展与保质增效的双重任务,面临着文物永续保存和文物合理利用的双重使命,面临着“代内公平、代际公平”的双重要求。要准确把握好“十四五”时期的四个阶段性特征:文物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定位、新时期文物保护利用的新需求、文物博物馆事业可持续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新要求,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文物科技创新带来的新机遇。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要基本建成我国文物科技创新体系,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国产主要装备、标准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着重从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强化基础研究,补强发展短板;二是优中选优,重点支持前景广阔的技术创新深化提升;三是面向国家和战略需求,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四是着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切实发挥科技创新的实用价值。国家文物局将有侧重地选择一批需求量大、预期效益高且研究基础扎实的领域,予以重点支持、推动重点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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